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如果说建设金融强国是最终目标，两大直接任务分别是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一方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普通老百姓投资难的问题长期存在。

金融政策思路调整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金融环境与挑战发生了变化。2020年年底开始，监管部门对数字金融特别是平台金融实施专项整治政策，2023年年中，监管部门宣布专项整治告一段落，开始步入常态化监管时期。移动支付出现以前，中国老百姓除了使用现金，没有其它支付手段。当然，支付宝或移动支付的作用现在已经远远超越了支持电商的功能，移动支付平台既触达了大量的用户，目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用户数量都在10亿左右，同时还积累了海量的支付数据。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主要集中在覆盖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农村经济主体的普惠金融领域。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定义数字金融强国：一是我国的数字金融业务的规模与质量都应该是全球领先的，二是我国的数字金融业务应该拥有巨大的国际辐射力。这应该是数字金融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写入中央文件，说明决策层既肯定了数字金融已经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同时也对数字金融的潜力寄予了很高的期待。这在技术意义上并非难题。

第五个共识是财政与货币当局互为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这会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寻找货币世界真理的现实条件。如果真的出现条约形式、来去自由、算法透明、汇率套算的超主权货币，那么跨时区的金融市场就可以实现对同一标的按照同一稳定币的无限连续交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即源于猜想。

令人长吁一口气的成效是，我们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也不一定错啊，试试总没错。

尽管，在名字上，她依旧还是那个她。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将不复存在。那么，问题就演变为——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形成的共识是，双方互为SPV。100%意味着参与国事实上实施了货币局制度），因此，货币篮子权重具有浮动性。

比如，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很可能同时存在自有生产性资本形成和对其他非生产性相关资产的投资及其收益。作者陆磊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本文为《货币论》一书序言。此时，一家上市公司或一个发债主体，在不同市场的融资具有完全等价性。但是，在与刘学博士的讨论中，针对2008年至2020年的中央银行实践，我们很快达成了共识：进入21世纪，货币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机构的大而不能倒，而是更深层次的金融资产的涨而不能跌（too high to fall）。

也许对一条理论而言，最大的考验是它的预测是否能被现实所证明——也就是说，当选择了某项政策时，真实的经济是否会像模型经济当中所预测的那样？缺乏历史观的经济学家是不具远见的，缺乏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是不具生命力的。曾经的理论在曾经的历史时空中并没有错，我们需要的是理论随着时事变迁而不断迭代的思维方式。

数学也许不一定是表达观点的最佳形式，但至少在目前，语言文字仍然存在较大的自由解释甚至各取所需的空间，数学是避免歧义并保持逻辑上的动态一致性的最佳手段。好吧，但是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

很多次，我只能以教师的威严压服我的学生。 写《货币论》的动力来自一次回乡之旅因此，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虚实二分法，而在于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循环是否存在套利性激励。第三卷《数字时代的世界货币》试图为主权货币如何应对非主权数字资产和超主权货币的竞争出点主意。换句话说，一切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人所谓的外汇账面资产，或者以该种货币资产形式存在，或者以离岸市场的货币资产形式存在。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有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作者陆磊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本文为《货币论》一书序言。那么，回归到本源问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真的可以无限扩张吗？我们的答案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上下限。

因此，三卷通篇不是依靠某种现成理论以解释某个国家、某种货币工具所带来的特殊货币现象，而是给出一切仍然存在货币这一经济现象的经济体必然面临的外在表现及其内在逻辑。如果人为限定资产价格，那又将导致定价缺乏凭据的窘境。

第一个猜想是充当世界货币的主权货币三元悖论的非存在性。这样的货币效应应该如何界定？现有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失灵，应该怎样校正？第三，如果中央银行可以无底线，货币发行可以无上限，那么货币很可能被其他一般等价物所取代——比如当前市值震荡上行的数字资产和稳定币。

那么，问题就演变为——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形成的共识是，双方互为SPV。在此前提下，诸多在簿记时代手工计算无法实现的瞬时交易成为可能。无论哪种形式，在一个充分套利的市场上，都会影响该货币的供应量或利率。令人长吁一口气的成效是，我们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2020年，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和无限额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是否得以显现等。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教科书都仅仅把金融中介作为沟通储蓄与投资的桥梁，前沿性研究则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围绕金融中介的信息对称性、跨期定价、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的博弈做极其复杂的数理研究。

好在我可以跟我的学生——刘学博士进行碎片式的观点交流，再从彼此的砥砺中凝练不同（虽然不一定完备）的视角，提炼真正有价值（虽然不一定正确）的观点。那么，利率和汇率等基础性价格——或者，最根本的是利率，如果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率的话，那么其对系统性风险具有决定性影响。

我们的讨论发现，这是货币理论与真实世界脱节最为严重的地方。一篮子货币相对于单一货币的波动幅度更小，这对于跨境投资和贸易的优势显而易见。

从当前自由贸易协定现状看，全球很可能出现一个或多个超主权货币，在超主权货币基础上，还可以形成新的货币篮子组合。事实上，各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现象并非主观臆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这是因为，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并不能从厚厚的手册中找到完全能说服我的答案。所谓外汇储备，在货币意义上就是一个浮动权重的主权货币篮子。

我的感叹是，我无法再用当年的方式来理解她并与她相处。早在10年以前，我赴海外出差时，用银行卡购物就可以选择按人民币、美元或欧元计价。

曾经的理论在曾经的历史时空中并没有错，我们需要的是理论随着时事变迁而不断迭代的思维方式。这是古典学派和实际政策操作中持续面临的问题——尽管各方都相信货币增量不一定带来产出增长，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下行一般都伴随着外生货币扩张。

自李嘉图、马尔萨斯以降，太多的学者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中寻找灵感。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15个年头在高等学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货币金融学》（使用过黄达、周升业和曾康霖、Mishkin 以及陈学彬版本）、《微观经济学》（使用平新乔、Varian以及面向博士生的 Mas-Colell、Whinston 和 Green 版本）、《宏观经济学》（使用 Mankiw、Romer 以及选讲章节的 Ljungqvist 和 Sargent 版本）、《数理经济学》（使用 Takayama 版本）、《货币经济学》（使用 Walsh 版本）等理论课程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使用我依据在商业银行的工作经验自编的讲义，参考曾康霖版本）、《信用风险管理》（使用 Colquitt 版本）等实操性课程，另外 15个年头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部门、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从事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